穆欣1961年12月在《光明日報》編輯部留影。

欄目顧問：顧之川 策劃：王健

□記者 王錦春 付永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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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欣是周口扶溝人！但是，許多周口人并不熟悉他，更不知道他曾是我國著名記者、著作家，并曾任《光明日報》總編輯。他所寫的上千篇新聞報道、通訊特寫和十幾部著作，以濃烈的感情歌頌了叱咤風云的英雄人物，記錄了中國革命歷史前進的腳印。抗戰時期，周恩來曾對他的作品給予較高評價。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的日子里，我們追尋這位周口老鄉的艱辛歷程、研讀他的戰地雄文，從中感悟人間正道、信仰之光。

“逼上梁山”

穆欣的革命道路，是從“逼上梁山”開始的。

穆欣原名杜蓬萊， 1920年7月出生于扶溝縣練寺下坡村的一個農民家庭。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偏僻的扶溝小城掀起了“抵制日貨”運動，日本侵略激起穆欣的憤怒和思索。之后，他進入吉鴻昌創辦的呂潭中學讀書。1934年，吉鴻昌將軍慘遭國民黨殺害。噩耗傳到學校，穆欣與同學們無比哀痛。大家都很清楚，吉鴻昌是為抗日而死的。1935年，穆欣初中畢業后失學，到開封流浪，尋找出路。他住在最便宜的小客店里，整天到省立圖書館自學。時值一二·九運動爆發，他目睹開封學生轟轟烈烈的愛國救亡運動，熱情高漲，流下激動的淚水，渾然忘記了自己流浪者的身份。

1936年1月， 穆欣考入河南省立百泉鄉村師范學校。來到學校，他欣喜地發現這里有個文藝團體——新墾文藝社，成員二三十人，主要是進步師生。穆欣到校不久就加入了新墾文藝社，并成為主要負責人之一。春天， 穆欣牽頭在漯河出版的《警鐘日報》副刊上創辦了《向實》周刊，7月又在開封出版《海星》雜志。刊物的印刷費用全靠師生們自掏腰包，大家心甘情愿，只為擁有一塊宣傳抗日救亡的陣地。《海星》刊發的文章，除了呼吁抗日救亡外，還反映底層人民的苦難生活，僅出版兩期就被反動當局取締了。

新墾文藝社除了出版刊物，還以抗日為主題組織座談會、辯論會，教唱愛國歌曲，演出抗日短劇。在這些活動中，穆欣表現搶眼。他撰寫宣傳抗日的文章；在與同學、親友的通信中批評“不抵抗主義”，對當局政治上的壓迫進行抨擊；西安事變時聽到蔣介石被扣留的消息，在學校里放鞭炮慶賀……這一連串舉動使他屢遭校方訓導，更被國民黨郵檢機關列入重點關注名單。此時的穆欣，政治意識開始覺醒，有了抗日救國的思想。

寒假回家，親友問及學業，穆欣含糊其詞。幾天后，父母收到學校寄來的通知書，拆開一看竟是退學通知：“查學生杜蓬萊，思想不正，屢勸不改，勒令退學。特此通知。”家人手足無措，穆欣卻感到“既非不幸”“亦非意外”。他明白自己在學校做的那些事。后來，他回憶這段經歷時感慨道，正是這個通知， 倒逼自己堅定投身革命的決心，也只得學《水滸》中的好漢“上梁山”了。

穆欣心中的“梁山”在哪里？他早就與因失學、失業而被迫在北平過著流浪生活的朋友取得聯系，準備到這個向往已久的文化古都去，繼續圖書館自學生活。但從家鄉趕到開封時方知，在日本侵略者的嚴重威脅下，北平已經留不住熱血沸騰的青年了。他相識的幾位青年朋友，跟隨許多在校學生已離開北平，有的奔赴革命圣地延安，有的到了當時的抗戰前線太原。開封有幾位青年朋友正準備前往太原，穆欣臨時改變“航向”，決定與他們結伴同行。 同行的9人“命運相似”，在校時都是反動當局特別注意的學生，他們戲稱自己是“逼上梁山”的好漢。

聽周恩來演講

為什么要到太原去？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后，國共開始第二次合作，由我黨主導的抗日救亡運動在山西如火如荼地展開。太原成為延安之外又一個進步青年匯聚的地方。穆欣一到太原，就參加了由我黨領導的山西犧牲救國同盟會主辦的軍政訓練班。在這里，他看到了一片生機勃勃的景象。為告別過去的“杜蓬萊”，也為了保護家人不受牽連，他從字典中選取“莫珣”二字為名，并取其諧音“穆欣”作為筆名。此后他常用筆名，知其本名者反而不多。經過幾個月的訓練，1937年5月，穆欣被派往太谷縣軍士教練團第一團從事政治工作。

1937年7月1日，黨組織批準了穆欣的入黨申請。那一刻，他內心的喜悅難以形容。9月，穆欣被推舉為山西犧牲救國同盟會第一次代表大會代表，前往太原開會。這次大會給他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周恩來的演講。當時，周恩來受黨中央和毛澤東重托，來到山西就八路軍開赴華北抗日前線等問題，同閻錫山進行談判。周恩來演講的地點在一個學校的禮堂，這里平時最多容納1500人，這天卻來了4000多人，禮堂和院子里被擠得水泄不通。在暴風雨般的掌聲中，周恩來開始演講，內容涉及抗戰能否取勝、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重要性等大家關心的問題。

那年，剛滿十七歲的穆欣才入黨不久，山西黨組織尚處于秘密活動時期。能親耳聆聽周恩來的演講，他激動不已——那是他第一次當面聽黨的領導人作報告。那天的場景，他銘記一輩子：周恩來整整講了三個鐘頭，聲音高昂、洪亮而清晰，雖未用擴音器，卻字字入耳，不僅響徹禮堂，連院子中也清晰可聞。這次報告影響很大，在場的同志都十分信服周恩來講述的道理和主張，穆欣更是深受鼓舞。他哪能料到，在以后的歲月里，自己能有幸多次直接得到周恩來的關心與幫助。

黨組織交給重要任務

1938年5月，穆欣來到位于呂梁山區的山西省第六區行政督察專員公署工作，任教育科長。這是一個特殊的統一戰線地區，既有我黨領導的新軍新派力量，也有閻錫山的勢力，兩種力量并存，既有斗爭也有團結。

穆欣剛到任，黨組織就交給他一個重要任務——創辦一張報紙。

戰事緊張，為什么還要辦報紙？原來，自2月日軍從太原南下后，連續數月第六區幾乎與外界完全隔絕，真實消息難以獲取。盡管各地小報不少，但消息來源幾乎全是“道聽途說”，真假難辨，令人頭痛，比沒有報紙還糟糕。同時，日軍的反動宣傳異常活躍，到處散發報刊和宣傳品，進行奴化教育，蠱惑人心。外部世界情況如何？戰爭形勢怎樣？為在文化戰場上與敵人斗爭，我黨迫切需要創辦一張自己的報紙，傳播真實信息，發出自己的聲音。同時，敵后抗日軍民在艱苦卓絕的斗爭中，涌現出許多可歌可泣的故事，也需要向全國同胞宣傳。

為什么選中穆欣辦報？這是黨組織不斷觀察與考驗的結果。穆欣雖未受過新聞科班訓練，卻熱愛寫作。到太原后，他曾給上海、開封等地的報刊寫過“豆腐塊”文章，嘗試報道山西抗日救亡的情況。在共產黨領導的決死隊當教導員時，他辦過反映連隊生活的油印小報《突擊》。這些經歷，與他同睡一炕的張衡宇都了如指掌。張衡宇名義上是專員公署秘書主任，實為我黨在專員公署的負責人。自從穆欣來到這里，兩人同住一室，無話不談。張衡宇鼓勵穆欣辦好報紙，穆欣滿口答應，躍躍欲試。

然而，萬事開頭難。當時條件下，要辦一張報紙，即使是張小報亦非易事，從內容采編、印刷制作到發行銷售，每一個環節都充滿挑戰。首先新聞從哪里來？本地區的消息還較容易得到，可以請各縣政府和群眾團體的同志供給，但國內外新聞怎么辦？偌大的專員公署，不僅沒有電臺抄收新聞，連一臺最簡陋的收音機也沒有。人手亦不足，整個專員公署工作人員本就不多，還處于“招兵買馬”、搭架子的階段，調人辦報實難實現。

解鈴還須系鈴人。最終，穆欣從張衡宇身上看到希望。張衡宇過去是教書的，因為革命被關了四年，1937年8月才出獄，對抗日政權的建設經驗自然也是缺乏的，但毫無所懼地接受了黨交付的重擔，擔負起領導全區政權工作的責任。張衡宇通過區黨委從延安要來不少蘇區政權工作的經驗總結材料，包括蘇區中小學校用的教科書，全都鎖在衣柜里。到了夜晚，把房門一關，他便打開柜子，珍重地翻閱這些文件。他態度嚴肅，閱讀認真，給穆欣留下深刻印象。

單槍匹馬辦報紙

經過認真思考，穆欣決定單槍匹馬把報紙先辦起來，以后再設法調人、建機構、“鋪攤子”。1938年6月7日，《戰斗周報》在汾西縣暖泉頭村創刊。編輯工作由穆欣獨自承擔，另請一位同志每天用借來的一臺舊收音機抄收國民黨廣播電臺播放的“紀錄新聞”，謄清后送來編發。后來收音機壞了，需跑十幾里路到外單位抄收。本區的新聞和短評小文章，都由穆欣撰寫。一張報紙，從頭到尾，每個字皆出自穆欣之手。印刷由專員公署文書股代印，發行則由專員公署交通員不定期送往各縣。

穆欣主辦的《戰斗周報》，開始時每期才印200多份，而且印得還不很清楚。即便這樣，看到它的人仍愛不釋手，可見當時人們對報紙的渴望。不少讀者要求多報道戰地消息，縮短刊期。9月1日，《戰斗周報》改為《戰斗三日報》。開始每期仍印二三百份，僅一個月后，發行量便增加到1300份。到1939年6月，報紙出版一周年的時候，已經采用石印印刷，報社工作人員已有14人，還未包含印刷、交通人員，印數也大幅增加。

回首一年經歷，輕撫新印的報紙，穆欣感慨萬千，終于辦成了一張像樣的報紙。《戰斗三日報》引起大后方文化界人士關注。李公樸先生在《走上勝利的山西》一書中，稱贊其“非常精美而內容也很豐富，發行也相當廣”。

辦好“戰斗”系列刊物

戰火中誕生的這份報紙獲得了出乎意料的成功，也帶給穆欣更多自信。以筆為槍，他繼續高唱“戰斗之歌”。在辦好《戰斗三日報》的同時，他創辦了《戰斗》半月刊，刊載較長的稿件。為同大后方的報刊和通訊社聯系，他成立戰斗通訊社，組織撰寫反映呂梁山區抗日斗爭的報道文章，不定期印發油印的《戰斗通訊》。他還以戰斗通訊社名義出版了“戰斗小叢書”“戰斗小文庫”和“戰斗工作叢刊”。1939年夏，他又推出《戰斗壁報》，每周一期，專在敵占區散發。隨著與陜甘寧邊區及大后方郵政聯系的建立，戰斗通訊社于1939年年初設立“書報服務部”，專為各地讀者代購、代訂延安和大后方出版的書報刊物。幾個月間，經售、代購各種書刊5000多冊。

我黨高度重視報紙的力量，《戰斗三日報》出刊一周年之際，報社鉛印事宜也有了眉目。不料這年12月，閻錫山發動反共、反人民、反對新軍的“晉西事變”，我軍轉移到晉西北地區，專員公署同時撤退，《戰斗三日報》也被迫停刊。

《戰斗三日報》中途停刊，讓穆欣懊惱不已，他不得不暫時與心愛的報紙分手。不過，這段經歷成了他新聞人生的起點。

與“青記”建立聯系

抗戰初期的呂梁山區消息閉塞，這反而為《戰斗三日報》提供了有利的成長環境——人們渴望外界新聞，對穆欣主辦的報紙偏愛有加。穆欣頭腦清醒，他想了解呂梁山外的世界，想看看外面的報紙，把自己的報紙辦得更有力量。于是他將目光投向中國青年新聞記者學會（簡稱“青記”）。1938年3月，范長江等新聞界人士在漢口成立“青記”。在周恩來的親切關懷下，“青記”成為團結抗戰進步記者的中心，在各地設立分會，并出版《新聞記者》月刊。

1938年10月，穆欣給“青記”總會寫了一封長信，比較詳細地介紹了創辦《戰斗三日報》的經歷。信中寫道：“我是一個喜愛新聞工作的人，曾看過一點新聞業務的書。”“在敵人封鎖、同外界隔絕的敵后抗日根據地，是何等迫切地需要辦個好的報紙，是何等需要年輕勇敢的記者在這里來工作。”“希望你們能對我們報紙提出批評，嚴格指出我們編排上的缺點，提出改進的意見，這也是我寫這封信的主要目的。”

穆欣這封信引起“青記”總會的重視，“青記”很快回信給予充分鼓勵，并將穆欣的來信刊發于《新聞記者》。后來穆欣回憶說，“青記”的回復，“對于我們這個小小的報紙和我這樣一個剛剛進門的新聞學徒，都是莫大的鼓舞”。

西安拜訪斯諾

1939年秋，為治病，穆欣從呂梁山區抗日根據地來到西安。在那里，他有幸拜訪了著名記者埃德加·斯諾。

斯諾是中外知名的大記者，他的《西行漫記》享譽世界。穆欣通過這本書，了解到紅軍和黨中央許多領導人的革命事跡，對作者十分敬仰。1939年10月的一天，得知斯諾剛從延安訪問歸來并正好住在西安，穆欣一行四人貿然前去拜訪。

斯諾得知穆欣一行來自山西敵后抗日根據地，非常熱情。寒暄時他用流利的中國話直接交談，討論問題時則請人翻譯。斯諾詳細詢問了我軍作戰情況、呂梁山區根據地的情況，并談到當時反“掃蕩”的進展情況。他提出的問題很多，問得很細。

拜訪前，幾人本想向斯諾請教新聞采訪問題。不料交談起來，斯諾的問題一個接一個，四人只顧思索、回答他提出來的問題，竟忘了提出自己的問題。事后回想，僅此一點便已從斯諾身上學到了采訪經驗。待斯諾問完，穆欣等人才有機會提出幾個主要問題。

斯諾的中國話講得很流利，談話時也常用中國話。有次他將“晉東南”按照外國習慣說成“晉南東”，雖立即發現并糾正過來，卻如孩子般羞怯地笑了，滿臉通紅。

那年穆欣19歲，初當記者，特地攜帶一個黑皮練習簿作為紀念冊。與斯諾談話告一段落、即將告辭時，穆欣請其在紀念冊上簽名題字。斯諾點了點頭，接過紀念冊，不假思索地用英文寫下一句題詞，并以“施樂”兩個漢字簽名。翻譯當即譯出題詞：“中國是不可征服的。”

這次拜訪時間不算很長，卻給初出茅廬的“新聞學徒”穆欣帶來了極大的欣喜，也堅定了他將新聞作為畢生事業的決心。

“我的大學”8年時光

1940年5月，穆欣從延安來到晉綏根據地，參加《抗戰日報》（后改稱《晉綏日報》）的籌備工作。9月18日，《抗戰日報》在山西興縣正式創刊，毛澤東主席親筆題寫報頭。該報是中共晉西區黨委機關報，也是晉綏根據地600萬人民自己的報紙。穆欣任采訪部主任，同時兼任晉綏邊區綜合性刊物《人民時代》主編。在這里，他工作了8年。后來，他一直把在《抗戰日報》的8年，稱作“我的大學”時光。

在“我的大學”中，穆欣學習的“課程”是多方面的，既有殘酷戰爭的嚴峻考驗，也有艱苦生活的切實磨礪，還經歷了種種政治運動中的風雨波瀾。

《抗戰日報》籌備和創刊時，辦報環境困難到極點。當時正值日本侵略者對晉西北根據地反復“掃蕩”，推行燒光、搶光、殺光的“三光”政策。頻繁的戰爭、物資和技術的缺乏，使籌備和出版報紙面臨巨大困難，工作人員都是冒著生命危險工作。面對殘酷的戰爭，報社工作人員不得不“游擊辦報”。創刊不久，報社就數度轉移，后來在黃河西岸神府縣前楊家溝村的后方基地駐扎一段時間。

晉西北黃河兩岸的農村，一出門就是山。冬季，黃土高原的西北風撲面而來，河面結冰。執行轉移任務的工作人員行走于冰上，常常因腳下打滑而摔倒。有時冰層突然裂開，人掉進水中，雙腳凍得麻木，不少人手腳生了凍瘡。到了河對岸，沒有煤炭木炭取暖，只得七八個人擠在冷炕上和衣而睡。沒有桌凳，墨水凍結，只得趴在老鄉的炕頭寫稿編報。稿紙是用麥稈和馬蘭草制造的土紙印制，紅藍墨水則是用自購的染布顏料（當時稱為“洋紅”“洋綠”）配制。有人偶然得到一支部隊繳獲的破鋼筆或一個不起眼的小筆記本，都會高興半天。貧困、饑餓加勞累，使許多身弱的同志染病。由于日軍和國民黨的雙重封鎖，缺醫少藥的局面長期未能改變，重病不治身亡的情況經常發生。《抗戰日報》創辦人之一、第一任總編輯趙石賓，就因積勞成疾，得不到有效醫療不幸離世，年僅28歲。穆欣含淚寫下《忠誠的新聞戰士》一文，抒發向烈士學習、獻身黨的新聞事業的心愿。

作為黨的新聞戰士，大家在殘酷戰爭和艱苦生活中挺了過來，變得更加堅強。身為采訪部主任，穆欣帶領記者深入前線和基層，隨軍采訪，往往黃昏時分開始行軍，途中無法吃飯休息，黎明到達宿營地后，又必須即刻采訪寫稿。在游擊區采訪，與敵人遭遇時，他們或參加戰斗，或巧妙躲過敵人，然后繼續進行采訪。采訪完畢返回駐地，他們顧不上休息，有的裝好手搖馬達和收報機抄收延安新華社的電訊新聞，有的修改稿件，有的撰寫評論文章，一片繁忙。記者一手持槍，一手拿筆，本身就是人民軍隊的一員，和戰士們并肩沖鋒陷陣、傾灑血汗，不少記者獻出了生命。

在這艱苦而危險的日子里，穆欣寫出《“華北人民的歌手”——哀悼何云》《百團大戰的一個側面——破擊戰在晉北》等一大批戰地報道，記錄了抗日根據地人民為抗戰勝利而奮斗犧牲的故事。②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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