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晴

院角的梧桐葉剛被秋風吹下第一片時，我便知道，父親這只候鳥，又要動身了。他總在這時變得格外沉默，蹲在門檻上擦拭那只舊行李箱。行李箱輪子上還沾著去年南方小鎮的泥土，也仿佛沾著十幾年前廣州秋天的余溫。

第一次陪父親南下，是在我十七歲的秋天。火車還沒啟動，站臺上的秋風攜著寒意，卷起鐵軌邊的碎落葉，直往人衣領里鉆。父親突然說：“你在這兒看行李，我去買袋熱栗子，路上能暖手。”我看著他裹緊舊外套往栗子攤前走，風掀動了他的衣角，枯瘦的身軀在風里微微打晃，像一張被秋風繃緊的弓，每一步都得得艱難。

栗子攤前排著長隊，煤爐里的煙裹著焦香飄過來，嗆得父親彎下腰咳嗽不止。咳嗽聲撕扯著秋風的寂靜，像破舊風箱在艱難地鼓動，每一次抽拽都仿佛要耗盡他胸腔里最后一點熱氣。終于輪到父親，他從懷里掏出用塑料袋裹了兩層的零錢，數了許久。買栗子回來時，父親一手拿著袋子，一手捂著嘴還在輕咳。“剛出鍋的，快揣懷里暖著。”栗子的熱氣透過袋子，把他常年冰冷的手焐得暖了些，連帶著掌心的薄繭都有了溫度。

綠皮火車載著我們往南去，車輪與鐵軌碰撞出“哐當哐當”的聲響，一路顛簸走了二十多個小時。車廂里滿是泡面味和陌生人的鼾聲，我蜷在硬座上，頭枕著父親的腿。他怕硌著我，脫下外套，疊成小枕頭墊在我頭下，沒一會兒我就酣睡過去。醒來時已是后半夜，月光從車窗透進來，落在父親布滿血絲的眼睛上。他手里拽著我的外套，外套里包著那袋沒吃完的栗子，余溫還在。腳邊的行李袋被他牢牢抵在座位下，里面不過是幾件換洗衣物和他的藥罷了。

車過韶關時，窗外的樹漸漸染了淺綠。父親指著窗外說：“你看，南方的秋天不落葉，暖得很。”我那時不懂，只是含糊地應著。

父親查出肺氣腫晚期，家鄉的秋，成了他命里一道過不去的坎。不是怕金黃的稻穗壓彎腰，也不是怕桂花香得人發醉，是怕秋風里的寒意——每一次呼吸都像小刀子刮著他的肺。他的身子越來越沉，開始獨自年年遷徙，不等楓葉紅透，就揣著病歷本往南方去。還是用那個舊行李箱，輪子上的泥換了一茬又一茬，里面除了換洗衣物、奶奶曬的干菜，還有幾盒父親續命的藥。

去年送他去火車站，他咳著往我手里塞了袋炒栗子：“南方的秋天暖，就是沒有咱家這栗子香。”我看著他佝僂著背，一手拉著行李箱，一手捏著車票，慢慢走進人群里，背影在秋陽里縮成小小的一團。

今年的秋天來了，父親的車票該買了。我在網上查南方的天氣，想告訴他那里的桂花該開了，卻突然想起，從我十七歲坐那趟綠皮火車開始，父親遷徙的每一個秋天，不是在躲避秋涼，而是在躲著生命里的寒冬——是想多陪我們看幾輪花開花落。

原來他不是候鳥，而是秋天的孤鳥，用一次次艱難的遷徙，為我們銜回一個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