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劍星

中原腹地，沙潁奔流，周口這片古老的土地，承載著華夏文明的厚重與陳楚文化的滄桑。追溯《尚書》中《五子之歌》的憂患之初啼，經《詩經·陳風》的婉轉吟唱，至于“建安風骨”中應氏兄弟的慷慨悲涼之聲、魏晉六朝謝氏家族的玄風流契之辭、大唐過客的隆隆車馬、大宋士大夫的樽酒游樂，直至近代朱寯瀛、張伯駒、袁克文等人的風雅瑰麗，周口的詩詞長卷穿越三千年時光，以其獨特的地域氣韻與人文積淀，勾勒出一幅波瀾壯闊的詩意圖譜。這是一幅“子之湯兮，宛丘之上兮”的《陳風圖》大軸，也是為老子《道德經》所作的最有詩意的注釋，更是三川之水鐫刻在時光里的浩浩水汽。

陳風古韻與地域文化的奠基

《五子之歌》出自《尚書·夏書》，以樸素的語言道出了“民為邦本”的永恒智慧。這組詩以詩為諷勸的現實性和文學性，可為后來現實主義詩歌的濫觴，更可以視作周口文化的源頭。

《詩經》十五國風，《陳風》十首獨樹一幟。其魅力不僅在于藝術成就，更在于其作為地域文化基因的奠基作用。“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饑”（《衡門》），詩人以陳地特有的簡樸意象，勾勒出安貧樂道的精神圖景。其審美特質，如朱熹所言，“陳風民俗淫奔，好巫覡歌舞”。《宛丘》“坎其擊鼓，宛丘之下。無冬無夏，值其鷺羽”，那巫舞不息的熾熱場景，正是陳地“尚巫重祀”民風的生動投射。這種對生命本真激情的禮贊，為后世的周口文學注入了一股原始而蓬勃的生命力。

《陳風》奠定了周口詩詞三大基石：一是對現實生活的深切觀照與樸素表達，以詩為刺的委婉深刻的諷喻作用（如《株林》《墓門》）；二是對地域風物與民俗的自覺書寫，地理性坐標的反復突出，這也直接影響了今天“周口作家群”的創作主旨（如《澤陂》《宛丘》）；三是古典浪漫詩意的啟蒙，人性舒展美學的表達，這一點對于周口文化浪漫且深情的表達尤為關鍵（如《月出》《東門之枌》）。它們如不竭的源泉，滋養著后世周口文人的創作靈感。

名門士族的累世傳承

東晉南渡之后，南朝士族，以陳郡陽夏（今太康）謝氏家族為代表的文化世家綿延數百年，將周口詩詞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峰。

謝氏家族的詩歌成就，是周口地域文化與時代精神共同孕育的碩果。一方面，汝潁流域深厚的儒學積淀與清談玄風，為士族精英提供了豐沃的思想土壤。另一方面，家族內部濃厚的文化氛圍與精英文脈的累世傳承，如謝安對子侄輩“雅道相傳”的悉心引導，使得文學創作成為家族身份與修養的重要標志。謝氏家族的詩風或蘊藉從容（謝安），或清雅玄遠（謝萬），或開風氣之先（謝靈運、謝朓），整體上呈現出清朗俊逸、寄興高遠的“名士風流”，極大地豐富了周口詩詞的美學維度與精神海拔。

過境名家的筆墨風華

唐代詩歌星空璀璨，行經周口的詩人如張九齡、李白、張繼、李商隱等，雖非生于斯，卻以其生花妙筆，為周口人文注入了不朽的詩意。

李白與陳地頗有淵源，曾三次蒞臨陳州。特別是大唐開元十四年（公元726年），文藝青年李白從揚州而來，買船北上，特意來到陳州，拜謁陳州刺史李邕，留下了名篇《上李邕》，又留下《送侯十一》《潁陽別元丹丘之淮陽》。李商隱的《淮陽路》“斷雁高仍急，寒溪曉更清”，將荒村野水之景承載了沉郁的羈旅愁思。李密的《淮陽感秋》“金風蕩初節，玉露凋晚林”，張九齡的《旅宿淮陽亭口號》“暗草霜華發，空亭雁影過”，張繼的《晚次淮陽》“月明潮漸近，露濕雁初還”，都盡顯羈旅之愁思、唐詩之氣象。

這些過境名家的獨特貢獻在于他們以卓越的詩歌藝術，將周口的地理坐標和自然意象提煉、升華，賦予其深刻的情感內涵與文化象征意義，使其超越了地域限制，融入詩歌的經典意象。他們的書寫，是外部視角對周口之美的發現與重塑，極大地提升了周口在中國文學版圖中的聲譽，使得唐詩的氣象和本土的文化進行了交融和升華。

大宋士大夫的“陳州圈”

北宋之際，陳州作為京畿的南門，地理位置尤為重要，特別是以蔡河為主的水路，更是出入京城的必經之路。陳州知州多為朝廷重要官員，如張詠、晏殊、范仲淹、狄青等。正因為地理位置和政治中心的關系，陳州文化圈在宋代尤為繁榮，士大夫詩酒文章、筆墨丹青，多有佳作傳世。

蘇軾數次途經陳州，有70余首詩詞談及陳州。他與弟子張耒酬唱甚密，與陳州本土文化界淵源頗深，如張方平、李宗易等。其《次韻子由柳湖感物》“惟有柳湖萬株柳，清陰與子共朝昏”，狀物抒情，何其切切！蘇轍在陳州三年，與陳州的關系自不待言。張耒長期寓居陳州，其詩集名曰《宛丘集》，其《謁太昊祠》云“千里垂精帝道尊，神祠近正國西門。風搖廣殿松杉老，雨入修廊羽衛昏。日落狐貍號草莽，年豐父老薦雞豚。舊游零落今誰在，塵壁蒼茫字半存”，充滿對這片土地的深情。其他如劉頒、劉敞、宋祁、向子諲等重臣名士，皆曾卜居于陳州，多有佳作，如向子諲詞《虞美人》，其小序云“與趙正之宛丘執別，俯仰十有余年。匆謾相逢，又爾語別，作是詞以送之”。

宋代周口詩詞的特點在于“交融”。一方面，是蘇、張這樣的文壇領袖與地方文人的深度互動，促進了文學思想的碰撞與傳播。另一方面，張耒作為“本土關聯者”，其創作標志著周口地域文化對外來大家影響的消化與沉淀。他的詩風平易自然，關注民生疾苦（如《勞歌》），既承襲了《陳風》的現實主義精神，也融入了宋代詩歌的理趣與日常。

明清名家及張伯駒的故土情結

元明以降，雖然有很多名家僑居、經過周口，但多行色匆匆，代表人物以明代“前七子”的李夢陽為主。李夢陽（1473年~1530年）作為明代中葉最有影響力的詩文大家之一、“前七子”的領袖人物，高舉“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的大旗，力倡復古之風，影響巨大，名重天下，儼然成為明代中期文壇的執牛耳者。《明史》載其“皆卑視一世，而夢陽尤甚……天下推李、何、王、李為四大家，無不爭效其體……七言律自杜甫以后，善用頓挫倒插之法，唯夢陽一人”，可見其文學成就之一斑。李夢陽祖籍扶溝，晚年長居開封，因為兩地距離不遠，多次回到扶溝，以扶溝人自居，留下詩文多篇，如《飲張氏芳園會諸君子》《再游張氏園》《寓扶亭》等名篇。李夢陽寫的《上梁文》稱贊扶溝“里仁為美，晝錦稱榮。伊茲禮樂之區，是我桑梓之域。廿年登路，慨南北東西；百載還鄉，賴鬼神天地”，更見其殷殷鄉情，為周口詩詞寫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清代，詞壇巨匠陳維崧長期僑居商丘，多次來周口游歷，留下詞壇佳作多篇，如《念奴嬌·送鈕書城之任項城》《念奴嬌·用前韻酬鹿邑張子武》《沁園春·客陳州使院花朝作》等。

近代以來，風云激蕩，周口詩詞在張伯駒身上煥發出新的光彩。這位項城籍文化巨匠的詞作深得周邦彥、姜夔精髓，典雅精工，能為婉約，能為豪放，高處在宋人之間，與姜夔、東坡不遑多讓。著名學者寓真先生評價說：“張伯駒的文化貢獻第一是詞學，第二才是文物鑒賞。”張伯駒的詩詞作品如《叢碧詞》《春游詞》《秦游詞》《霧中詞》《無名詞》《續斷詞》《氍毹紀夢詩》《氍毹紀夢詩注》《洪憲紀事詩注》《亂彈音韻輯要》等，不僅代表了周口文學的成就，也代表了近現代詩詞的成就。

張伯駒與其父張鎮芳眷戀故土，詩詞之中多言鄉情之惆悵，如張鎮芳的《端午思鄉》“計日村村將打麥，風吹萬頃想云黃”，《自嘲》中“南望鄉云歸浩劫，無家何處飲廉泉”等詩句，最見作者衷腸。張伯駒的詩詞創作，也是以宦游者的身份道及鄉愁之殷切，如其詩云“根本計疏固梓桑，大風歌竟不還鄉。國賢盡節延年死，猛士無人守四方”“鄉號重瞳舊比鄰，紅梅共畫痛姻親。興亡闖盡垂垂老，我亦新華夢里人”，特別是他著名的聯句“地屬魏吳分兩翼，鄉因舜羽號重瞳”，以此來為老家項城作論，并讓著名篆刻家陳半丁特意治“重瞳鄉人”一印，以為不忘故土之意，并在詩后自注云：“項城為項羽先世封地，城東尚有項羽城。其地又舊屬陳州府，為舜都地。太史公《項羽本紀》云，‘舜重瞳子，羽亦重瞳子’。故余有印曰‘重瞳鄉人’。”他畢生致力于搶救流散的國寶，守護的不僅是文物，更是中華文化命脈，其精神內核與陳地先賢重視文脈傳承的特質遙相呼應。張伯駒以其卓越的創作與文化擔當，為周口詩詞譜寫了厚重的現代華章。

土地與詩心的永恒對話

縱觀周口三千年詩詞長河，兩條主線清晰可辨：深扎沃土的本土力量與輝映山河的過境星光。前者如應玚兄弟的漢魏風骨、謝氏家族的魏晉風流、張耒的宋韻陳情、李夢陽的復古高歌、張伯駒的近代絕響，他們或祖籍于此，或生于斯長于斯，或歸根于此，其創作飽含對這片土地的深刻體認與文化基因的自覺傳承。后者如李白的淮陽浩嘆、李商隱的淮陽羈愁、蘇軾的柳湖哲思，他們以行者的敏銳目光捕捉周口意象，將其點化為承載普世情感的文學符號。

周口詩詞的獨特魅力，根源于這片土地深厚的歷史積淀與獨特的文化氣質——陳風古韻中的率真熾熱與巫覡之風，塑造了其浪漫而貼近生命的底色；汝潁流域的儒學傳統與清談玄風，賦予了士人高遠的精神追求；沙潁河水的滋養與平原的坦蕩，則孕育了兼容并蓄的胸襟。正是這方水土的獨特稟賦，不斷吸引、滋養、重塑著歷代詩人的心靈，催生出風格各異卻同樣動人的篇章。

今日的周口，沙潁河水依然奔流不息，太昊伏羲陵的古柏蒼松與弦歌臺的琴音仍在訴說著古老的故事。“周口作家群”井噴式的創作，在全國脫穎而出，成為周口特色的文化品牌。周口優秀的古典詩人如孟慶武、張華中、瘦丁、露白、王東、曾廣彬、胡劍波等，繼承陳風的文化血脈，吟詠不輟。回望這跨越千年的詩詞長卷，我們聽到的不僅是陳風古韻的悠揚、魏晉名士的高詠、唐宋大家的絕唱、近代大家的慷慨，更是中原腹地文脈在時間長河中的深沉回響。這些散落在沙潁河兩岸的珠玉之篇，是周口最珍貴的文化名片，不僅屬于歷史，更應成為滋養當代、啟迪未來的精神源泉。守護這份遺產，傾聽這片土地上的永恒歌吟，便是守護我們周口人生生不息的文化之根與創造之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