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01月09日
□劉慶邦
自從東漢時期的蔡倫改進了造紙術，中國人一般就不再把漢字寫在龜殼、石頭、羊皮、竹簡、絲帛等物件上，開始寫在紙上。紙張的運用，無疑等于引發了一場書寫革命，使具有書寫能力的文人們仿佛一下子走進了廣闊天地，寫作積極性得到空前提高，作品產量迅速增加。試想一下，如果沒有紙張作為載體，也許不會有明代的《永樂大典》、清代的《四庫全書》和長篇小說四大名著等。繪畫和書法對紙張的依賴性更強，好比莊稼的生長離不開土地，繪畫和書法也離不開紙張。紙張的出現，才催生了我國真正意義上優秀的繪畫和書法作品。不管是王羲之的《蘭亭集序》，還是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無不得力于紙張的功勞。久而久之，紙不再單純是一種物質，它與文化緊密相連，幾乎被文化同化，變成了文化紙。我們每個人從自然人變成文化人，也必然是從接觸文化紙開始。
在上小學之前，我每天能摸到的最多的東西，無非是泥巴、野草、螞蚱、螃蟹、小鳥兒和一些能吃的紅薯、胡蘿卜、漿果兒之類，很少摸到過紙。入學后，我開始捧起課本學念書，對著作業本學寫字，糊里糊涂覺得，字就是紙，紙就是字，字和紙是一體的。我沒有把字和紙分開，沒有把紙單獨擇出來，更沒有意識到紙的重要。直到后來發生了一件事，才使我對紙的意義有了新的認識。
我剛上小學的時候，是用毛筆蘸著墨盒里的墨汁寫字。學校不發作業本，我家也沒錢給我買作業本。可不寫作業又不行，急需作業本時，母親就賣一捆干草，或兩個雞蛋，換幾分錢給我。我到集上買回一張白紙，裁開，用棉線釘成本子寫作業。我上小學三年級的時候，有一天，眼看作業本快用完了，就跟母親要錢買紙。母親賣了兩個雞蛋，換五分錢給我。我記得很清楚，那是一枚大個兒的、十分完美的鋼镚子。鋼镚子還很新，通體閃耀著銀色的光澤。我把鋼镚子放進一只空火柴盒的抽匣里，帶到學校里去了。我拿起火柴盒在耳邊搖晃，聽見鋼镚子在里面嚯鋃嚯鋃響，很是好聽。不僅如此，我還跟同學借來蠟筆，把鋼镚子墊在課本的空白處下面，在上面涂。來回輕輕一涂，鋼镚子上的美麗圖案就顯現出來。不一會兒，我課本的空白處就出現了不少彩色的“錢”。說來我是過于顯擺，以致露了“富”，被哪個不開眼的同學瞅見，趁我課間在校園里玩耍時，就把我的錢連同火柴盒一塊兒順走了。等我回到教室，發現錢沒有了，頓時傻了眼。當天是星期六，我打算的是星期天去集上買紙。如果買不到紙，下個星期一就無處寫字。字不能寫在手心里，不能寫在課桌上，更不能拿空氣當紙使，我怎么辦呢？我是那么喜歡上學，而當學生的不能寫作業，這學還怎么上呢！事情被我想象得越來越嚴重，于是我就咧嘴哭了起來。我是班里的班長，同學們聽見他們的班長哭了，都很同情，紛紛圍過來在我面前洗刷自己。還有的同學悄悄向我提供線索，說我的錢八成是被一個姓范的男同學偷走的，還有人說可能是那個姓張的女同學偷去的。我知道，范同學家里是地主成分，張同學家是我們村的外來戶，班里出了什么不好的事，一般都是往他們身上推。出于無奈，我只好把同學們提供的線索報告給了老師。老師知道我父親早逝，家境貧寒，對我一直很關照，老師不由兩個同學辯解，責令他們兩個每個人賠給我二分錢，還有一分錢由我自己承擔。我又跟母親要了一分錢，湊夠五分錢，才買了一張紙釘成作業本，使在紙上寫字繼續進行下去。這件事讓我對兩個少年時期的同學心懷愧悔，恐怕一輩子都不會忘記。同時，這件事讓我認識到錢的重要，紙的重要。我只要還在學習，恐怕就要一直和紙打交道，一輩子都離不開紙。
因從小就知道了紙的來之不易，看見白紙我就眼前一亮，對紙一直很愛惜。初中畢業后給縣里廣播站寫稿子時，我還沒有稿紙，用的是我上學時沒用完的作業本子上的方格紙。那時候紙的質量很差，又灰又脆。據說那些紙是用麥草和棉柴皮做成的，紙面上有不少硬疤，像是沒有完全粉碎和漚爛的原材料嵌在里面了。硬疤是滑的，存不住字。寫稿子時，我只能把一個個硬疤隔過去。整個看上去，那些硬疤大眼瞪小眼，稿面顯得不是很整齊。好在用這樣的紙寫的稿子并不影響廣播，我連著寫了好幾篇稿子都被采用了。如果沒有紙，我就沒法寫稿子，就算有寫稿子的能力也發揮不出來。從一開始寫稿子，我就是紙的受益者。
通過寫稿子，我一路寫到了煤礦的宣傳部門，寫到了北京，在一家報社當上了記者和編輯。到了這個地步，稿紙對我來說早已不成問題。報社專門印刷的有橫格稿紙、方格稿紙，還有紅頭信箋，想用多少都可以。稿紙多了，是不是就可以隨便浪費呢？不，在稿紙保證供應的情況下，我對稿紙仍然很愛惜。我見有的編輯，因稿子開頭寫錯了個把字，就把整張稿紙撕下來，揉成一團，拋進一旁的廢紙簍里。一天下來，廢紙簍里常常扔有半簍子白花花的稿紙，讓人看了心疼。我自己從不干這樣的事。我寫稿子，編稿子，也有出錯的時候，但我把錯的地方畫掉，改正過來就是了，絕不會把整張好好的稿紙扔掉。我的用鐵絲編成的廢紙簍常常是空的，很虛心的樣子。
我得承認，稿紙是辦公用品，是公家的東西。可是我在業余時間寫自己的小說時，有些公私不分，用的也是報社的稿紙。我成天守著大堆小堆的稿紙不用，如果再花錢從商店里買稿紙，那就顯得太死板了吧。我在報社的稿紙上種“自留地”，也是從來都舍不得浪費一張稿紙。我對稿紙的使用，何止是愛惜，簡直有些小氣。我說出來，也許有的朋友不相信，我寫了那么多小說和散文，在每篇作品的結尾處，我寧可冒著“畫蛇添足”的風險，也要充分調動自己的想象力，盡量把稿紙寫滿，不留什么空白。我這樣做，像農民種地一樣，寸土必爭，見縫播種，把每塊土地都種得到邊到沿。王安憶在評論我的小說時，說我像老農民愛惜糧食一樣愛惜文字，每一個字都用得是地方。我自己要說，我還像農民愛惜土地一樣珍惜每一頁稿紙。
然而，到了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中期，我們報社給每個編輯都配備了電腦，開始推行電子編稿和無紙化辦公。科技進步使然，也是為了應對報社組織的新技能考核，我不得不學習用漢語拼音在電腦上打字。我很快就學會了，打字的速度也說得過去。可是，在我寫新聞稿和小說時，我還是習慣用鋼筆在稿紙上寫，寫完了，再通過敲擊鍵盤錄進電腦里。如果讓我直接對著電腦的平板光屏寫稿子，我很不習慣，不但寫得比較慢，對寫出來的文字也覺得有些陌生。有一年春節前，某煤礦發生透水事故，我和報社的一位副總編趕去礦上做現場報道。在大雪飄飄的夜晚，我對著稿紙寫稿子，副總編負責往電腦里錄。一夜之間，我竟然寫出了第二天見報的兩個整版的消息、通訊和特寫。
我不反對同事們紛紛改用電腦寫稿子。有了新的寫稿手段，何必不用呢！可我自己還是愿意用鋼筆在稿紙上寫，顯見得我的保守和落伍。記得我以前說過，我寫東西是動手促進動腦，在動手的同時啟動腦筋，才能實現手腦聯動。我還打過比方，說桌面像水，稿紙像船，鋼筆像槳，當我用“槳”把“船”在“水”里滑動起來，我的腦子才會進入到創作狀態，并有可能走遠。
2001年底，我從報社調到北京作家協會當專業作家。從業余到專業，我一下子擁有了大量的時間，可以寫更多的東西。寫東西多，對稿紙的消耗量就大。臨調走時，我對報社總編提的唯一要求，是讓報社送我一些稿紙。總編爽快答應，讓我把報社剩下的稿紙全部都拿走。我到報社的文具庫里搜羅了一下，得到了二百多本稿紙。我算了一下，一頁稿紙可以寫三百字，一本稿紙一百頁，可以寫三萬字。二百本稿紙呢，就可以寫六百萬字。不少了不少了，夠我用的了。
據我所知，仍然使用稿紙寫作的不止我一個。有一次在北京開會期間，王安憶向我借過稿紙。我送給過劉恒十幾本稿紙。還有梁曉聲、賈平凹、張煒等作家，也是繼續使用鋼筆在稿紙上寫作品。我現在寫完了稿子，不再給雜志社或出版社郵寄紙質的原稿了，由我妻子在電腦上錄出來，我向外投的都是稿子的電子版。這樣一來，我的手稿就得以保存下來。每一頁稿紙是很薄，但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積累下來就厚了。現在我已經積累了不少手稿，已裝滿了兩紙箱。有時我會把手稿拿出來看一下，比如短篇小說《走窯漢》、中篇小說《神木》、長篇小說《紅煤》等。像看到久別重逢的老朋友一樣，我難免心生感慨，覺得自己還算是一個勤勞的人，沒有虛度光陰。
轉眼到了2024年10月，我快年滿73歲了。寫著寫著我發現，我原來儲備的稿紙快用完了，只剩下幾十頁，連寫一部中篇小說都不夠。我恐慌起來。好像農民沒了土地和糧食，我手里沒了稿紙，寫作怎么繼續呢。買稿紙當不成問題，超市和網上估計都可以買到。我們家從網上購物，都是妻子操作，妻子主張從網上幫我購一批稿紙。我沒有同意，打算聯系印刷廠，印制一批專用稿紙。北京懷柔的翰高文創園，為我建有一個創作室。我提供了以前長期使用的報社稿紙的樣本，請文創園的工作人員幫我操辦印刷事宜。為了表明稿紙的專用性質，我要求在稿紙的右下角印上“翰高文創園”和“劉慶邦創作室”字樣。不到一星期時間，裝有三百本稿紙的三個紙箱就快遞到了文創園。
妻子是陪伴我的老伴兒，一直陪伴我的還有稿紙和鋼筆。老伴兒幫我算了算，就算我每年寫三十萬字、用十本稿紙的話，三百本稿紙夠我寫九百萬字，用三十年。妻子對我說：你必須把這些稿紙用完。我聽出了妻子對我的祝福，深深的祝福。那天我們正好在文創園喝酒，我和妻子共同干了一杯酒，我說好，我一定努力爭取。
（摘自《文匯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