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06月19日
·讀書漫談·
◇劉建峰
在書房昏黃的臺燈下翻開書頁，那些沉睡于文字深處的父親形象，總會隨著油墨香緩緩蘇醒。那些跨越時空的父愛，被作家們蘸著心血與記憶細細描摹，背后藏著的不僅是個體生命的故事，更折射出時代的變化與人性的光輝。
朱自清在1925年10月寫下《背影》，當時他任教清華大學，與父親朱鴻鈞已疏離多年。文中“蹣跚地走到鐵道邊，慢慢探身下去”的描寫，源自1917年冬的真實場景：家道中落的朱自清因祖母去世從北京趕回揚州，與失業賦閑的父親在浦口火車站分別。當時父親因祖母喪事與丟職的雙重打擊，正處于人生低谷，卻仍堅持為兒子送站、買橘子。這看似平常的舉動，卻在8年后的某個深夜突然擊中朱自清的心。他在父親的信中得知其“膀子疼痛厲害，舉箸提筆，諸多不便”，回憶如潮水奔涌，伏案疾書完成這篇千字散文。這篇作品不僅是對親情的追憶，更承載著新舊交替時代知識分子對傳統父愛的重新審視。
林海音的《爸爸的花兒落了》收錄于自傳體小說集《城南舊事》，成書于1960年的臺灣。故事以20世紀30年代的北平為背景，融合了林海音真實的成長經歷。她的父親林煥文是位嚴厲的教師，既會在她賴床逃學時手持雞毛撣子追趕，又會在事后默默將熱飯塞進她書包。文中夾竹桃的意象貫穿始終，既象征著父親的愛，也暗示其因肺病早逝的命運。1939年，13歲的林海音親歷父親離世，這個沉重的打擊成為她創作的重要契機。在整理父親遺物時，那些藏在舊信里的諄諄教誨，化作筆下“闖練，闖練，英子”的囑托，既是對作者個人成長的回望，也是對戰亂年代無數離散家庭的深情書寫。
1986年，中國文壇涌動著思想解放的浪潮，莫言的《紅高粱家族》在此時誕生。書中余占鰲的原型，融合了莫言祖父管嵩峰與父親管貽范的特質。管嵩峰曾參與抗戰，在膠東地區組織抗日武裝，而管貽范則以堅韌的品格在饑荒年代撐起整個家。莫言在高密東北鄉的土炕上構思這部作品時，常想起幼時父親在月光下講述抗戰故事的場景。余占鰲在紅高粱地里與日寇廝殺的畫面，不僅是對個體父親的致敬，更成為整個民族不屈精神的象征。這種將個人記憶與民族歷史交融的寫法，讓父愛升華為跨越時空的精神火炬。
除此之外，不同作家筆下的父親，各有其時代風采。汪曾祺在《多年父子成兄弟》里，記錄了與畫家父親汪菊生亦師亦友的相處模式，這種開明的教育方式源自民國知識分子家庭的新風尚；楊絳在《回憶我的父親》中，通過講述律師父親楊蔭杭的故事，展現了清末民初進步知識分子的風骨。這些作品如同多棱鏡，既映照出作家個體生命的軌跡，也折射出時代的精神圖譜。
當我合上書本，窗外的月光正溫柔地灑在父親的白發上。這些被文字凝固的父愛瞬間，早已超越了個體的悲歡離合，成為人類共通的情感密碼。它提醒我們：無論時代如何變遷，父愛始終是照亮生命旅程的永恒星光，在作家的筆下生生不息，溫暖著一代又一代讀者的心靈。
